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欢迎进入北京青年网 !

最新文章:
白山纹绣培训机构 白山专业纹眉培训
宜春纹绣哪家好 专业半永久培训机构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办案全

大院记忆:小西天的电影情缘(组图)

发布时间:2013-06-08 15:52:30 来源:北京青年网

大院记忆:小西天的电影情缘(组图)

大院记忆:小西天的电影情缘(组图)

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我们随父母从南京来到北京电影学校。那时候新街口的豁口刚刚开凿,新外大街还只是个概念,一条小土路,没有门牌号码,电影学校刚刚成立不久,外地学员给我父亲来信地址写“德胜门外电影学校”就能收到,因为四周没有什么建筑,不会投错。为了修路施工,小西天牌楼前面的那条路上,一排挖出了六个四四方方的坑,夯得很瓷实,我们在里面跳进爬出玩游戏,听说那是皇帝亲姑姑安歇的地方,因为这里的风水极好,成了西天福地,现在就叫做小西天了。

见到陈强就叫黄世仁

大院大门口挂着中央电影学校的牌子,分成宿舍区和教学区,宿舍也分两块。我们住的电影学校宿舍在大院最深处,大院里靠近门口的地方有好几排红砖的平房,在那里住着电影学校新招来的演员成熟班,是一些有一定名气的演员。头一家就是陈强。

他每天早上有一个习惯,蹲在门口的石阶上漱口。小孩儿路过时,远远看到他,就憋足了劲儿,快到家门口时高喊一声“黄世仁!”你们可能以为他会说“我是你们的陈叔叔,不是坏人”,真是那样的话,那就不叫陈强了。每次我们一叫,他那和善的面孔顿时就扭成了最凶、最可怕的样子,对我们“哼!”地一声吼,吓得我们拔腿就跑,冲出大门后心还跳半天。但每次都还是要叫“黄世仁”,他每次也都这样吓唬我们,这是我们一项非常快活和刺激的游戏。

那时全民学俄语,中学取消英语,一律改学俄语,连我外婆也会说几句俄文,天气冷,她会说:“好冷的啰!”星期日早上,我们不上学睡懒觉,她就会叫“袜子搁在鞋里”(星期日)。电影《小兵张嘎》里面的那个日文胖翻译就住在我们大院里,他的名字叫王澍,其实他是搞俄语的。当时中苏友好的时候,多数中学生都有一个苏联笔友,我的笔友是一个哈萨克斯坦的小姑娘,信上有不懂的地方就去找胖翻译。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收音机的节目也不够丰富,我们靠自制的矿石收音机收听广播。记得有一个节目很特别,广播员用慢慢的、长长的、怪怪的拖腔播报新闻,真能急死人,不过当时我们觉得好玩,往往会模仿几个段子。比如说“卡马拉上校昨日到京”这条新闻,就会说“卡,卡车的卡-(停);马,马车的马-(停);拉,拉马车的拉。”你说说看,语言怎么能贫乏单调到这种地步!住在大院里可就不同了,我们享有特殊的滋养和熏陶,可以经常听到各位大师语言优美的作品。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等。学校的大饭厅到晚饭后就成了大课堂和舞台,学生们常常排练和表演各种节目,家属也能蹭着看。

大院里什么都跟电影有关

因为与电影学校、电影公司有联系,我们总能得到一些海报。我在墙上贴着苏联影片《萨特柯》的彩色海报,神话世界给我带来了种种幻想。还有《渡江侦察记》,天天望着孙道临勇敢坚定的眼神,他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那时候还没有“追星族”一说,我们对演员的喜欢简单、纯粹。

住在大院里,似乎什么都跟电影有关,母亲吕锦瑷教色彩学,为了方便同学学习色彩,我和姐姐从小穿衣服都有分工,姐姐穿冷色,我穿暖色(我想穿一次天蓝色或绿色,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传统一直保持着。那会儿甚至连做梦都和电影有关。有一年,我闹痢疾,被大夫禁食,只能喝西瓜汁儿,父亲在我床下码了满满一床底的西瓜,用勺子捣西瓜汁儿喂我喝,直到喝得倒了胃口。一天父亲来看我,我高烧40℃,一阵清醒一阵迷糊,喃喃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害怕!”他很奇怪,问怕什么,我紧张地说:“西瓜一个跟一个地滚得很快,在后面追我,我拼命地跑,可是跑不动,它们还在后头追……”父亲听罢哈哈大笑,“我女儿很有电影感嘛!这可是长镜头啊!”

其实考入电影学校的人,大多数都长得非常好看,即便不是演员班的人也很出色。说来有趣,有一年电影学校新年联欢会,洗印专业的姑娘们跳了一支《荷花舞》。她们甩着水袖,随着音乐,轻盈地飘飘然出场,台下的观众都禁不住惊叹。那些姑娘的眼睛都水灵灵的,实在是太漂亮了。她们用小的碎步子,长裙下的双脚一并一开地滑动,像是漂在水面上,可是后来在一次转圈的时候,不小心露出了裙下的老棉鞋,有点煞风景、破坏了幻觉,即便服装不给力,姑娘们的舞姿真像水上漂来的荷花一样,太美了!太震撼了。

那时候看的电影我记得由薇拉·玛列茨卡雅扮演的《乡村女教师》,看了很多遍,影片里的女教师瓦尔瓦娜鼓励孩子们学习文化,继续深造,里面有一首小诗,是一个男孩子去考试的时候念的,“露着胸膛,光着两只脚,身上披着破棉袄,向前看,别害臊,前面是光明大道;社会就是一所大学校,我们要努力地去改造!”我记得好像演员班的黎铿朗诵过,他面孔黝黑、个子不高、来自香港的爱国青年,曾是童星,表演朴素、自然,特别感人,他是纪实片摄影师黎民伟的儿子,他的一些朗诵更加深了我们的记忆。

那时候新街口豁口的总政文工团有演员到各校普及舞蹈,我们女十中同学学习了《纺纱舞》。就在新街口的工人俱乐部演出,我们演的《纺纱舞》挺出名的,在新街口照相馆留影,他们把照片放大了,染了颜色,在橱窗里放了好多年。那时还不兴明星照,中学生娃娃脸的照片就能撑场面。我们还演过《十大姐》,我年龄虽小,但个子最高,所以演大姐。我们演了好几场,还跟男三中的同学一起,他们演评书、山东快书等等。我们女十中和男三中一起演的节目卖票,赚的钱给洛阳拖拉机厂还捐了两台拖拉机。那时候人很单纯,参加公益的事情,做得有滋有味,不觉得应该记下来。但有件事很奇怪,活动时间太迟了,或者演出晚了,大家都挺愿意送我回家,我们边走边唱,心里总是美滋滋的。后来才发现,大家也是冲着我们大院来的,如果碰到一两个演员就很高兴,没有碰到,也挺高兴。

大院里的电影名家们

我们院子有点大,从家走出大门口这段路挺有趣,也有苦恼,那可是一般大院的孩子不会碰到的。大院里演员多,他们一天到晚在院里面来回地走着背台词。有的时候仰着头振臂高呼,有的时候低着头念念有词,有时轻松地哼着小调,有的时候翻着白眼儿。我上学的时候就会被这类的声音给喝住,“站住!”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个高个子青年演员,气呼呼地追问我,“你说,办合作社是我一个人的事吗?”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在电影院走廊里才看到他的名字叫庞学勤。我常常被这类莫名其妙的、怒气冲天或委婉动人的单方向对话给打住,逐渐地培养了一定的耐受力,也无形中培养了我一定的戏剧感。后来我对戏剧的爱好可能跟这段经历有点关系。

我在演员的圈子里泡着,在电影学校大院长大,我14岁那年,刚进高中,同学们就开始憧憬未来,有的要当医生,有的要当建筑师(果然《十大姐》里后来4位当了医生,一位当了建筑师,还有高级翻译、林业专家等等),我闹着要当演员。母亲望着我那平平常常的长相,无奈而自责,叹道,“丑小鸭,咱们就认命吧,丑小鸭就按着丑小鸭的步子慢慢迈吧”,因为她觉得跟兄弟姐妹比起来,我没那么漂亮,她不想多刺激我,更不想给我什么错觉。看来她是对的。

电影学校老师的宿舍是在这个大院的最南面、最深处,新建的五排红砖平房里住着各路的专家,第一排住着杨霁明老师,矮个子,广东人,为人谦和,1932年淞沪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走上前线,进行战地摄影。他从不吹嘘自己拍过的电影或照片,“文革”后期见到我,轻声地对我说“我拍过她不少照片,别让她想起我来,要不然就没命了,谢天谢地。”第二排住着教电影技术的戴公亮老师,还有教录音技术的陈汀声老师。我们住第三排。

住第四排的王子贞让人印象深刻,他是部队来的特型演员,总穿一身军装,十分朴素,身材脸形都有点像毛泽东,平常他就刻意地挺着肚子,双手背在身后,在院子里踱步,慢慢地走着,反复地练习,他要上街,若有小孩追着喊“万岁”,他显得特别高兴。“文革”时,我们家里人都靠边站,要划清界限,谁跟谁也不来往,1969年春节,一次在电车上他看到我,慈祥地问:“回家看父母了吗?他们得多想你啊!”我当时就很诧异,觉得他的目光和眼神,跟那个他要扮演的发动“文革”的人多么的不同。一个朴素的山东汉子,凭着老百姓的直觉,只是简单地希望大家和睦相处,不斗来斗去,不过一句话,给人多少温暖。

第五排住着胖乎乎、笑眯眯的白大方校长,电影学校实际的创建人,他亲自到南方各地接来了很多专家,也是他亲自到南京把我们全家和十四大木箱的电影器材和设备带来北京的。里面有电影摄影机、电影放映机、一千多本电影、一千多卷幻灯,一百一十本金陵大学自己拍摄的纪实和教育电影及全套电影说明书,非常多的电影杂志和教材,一起接到北京来。其中有近50部是父亲孙明经拍摄的。跟白大方校长一起来南京接我们的还有一个电影学校叫王迪的青年老师,帅得不得了。但他不是演员,后来是文学系主任。

我们虽然是大院,其实并不宽敞,对于摄影教学来说总是显得不够开阔。于是父亲经常到附近去寻找开阔地,便于上百人同时进行摄影和曝光的学习,他利用积水潭、什刹海的湖水抽干清淤时形成的天然空场,带领学员进行分组教学,所以就教学而言,那时大院与外面的德胜门楼、北京城墙、太平湖、积水潭、什刹海都连着,实际上是电影学校的延伸和大课堂。

葡萄架下乘凉很惬意

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成立,教室搬到了马路对面,但是宿舍仍在30号大院。大院里洗澡是公共浴室,与演员们一起洗澡,也没记得有谁顾得上多看谁一眼,在莲蓬头底下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嘛。大院的孩子逐渐长大,住房成了主要矛盾。我家弟弟老五长到了1.9米,家里30平方米实在装不下他。父亲帮着在德胜门排队买碎木料,在院里搭建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弟弟自己打了一个衣柜。下班之后,他常爬到大衣柜顶上,蜷着腿、托着腮思考,后来写了一本小说《八平方米的思考》,反映了青年人住房紧张的心绪。

电影学校的房子之间都有点距离,各家人就在空地上种上花草和蔬菜。我们家种的是玫瑰葡萄,坐在葡萄架下乘凉是件很惬意的事,邻居养的小鸡、小鸭有时会摇摇摆摆地穿过,有时父亲会讲他民国时期在北京拍摄影片时候的趣事。在葡萄架下,旅美著名学者李铸晋、李卓浩和戴浩一等教授都先后来这里做过客,他们谈论着电影的历史和在世界的发展,拓展了葡萄架有限的空间。上世纪80年代电影学院历尽千辛万苦逐渐改善教授生活,老师们一批一批陆续搬了出去,大院渐渐冷落。大院寿终正寝则是最近几年的事,现在叫做新外大街34号,电影学校大院虽已成为历史,但关于它的美好记忆还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回。(作者 孙建秋)

网站首页 |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招聘信息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 北京青年网